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有着74年历史的超级大国轰然倒塌，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一场社会主义实验以如此惨淡的方式画上了句号。此后不到一个月，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开始了他著名的“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提出了他新的时代观和经济发展观。南方谈话是中国迎接新时代的宣言书，也是邓小平理论的集大成之作，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到来。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社会主义模式使社会主义第一次成为现实。但在历史的舞台上，仅仅也存在了几十年的时间。苏联解体对社会主义阵营尤其是我国的影响是多方面且巨大的。针对苏联解体，邓小平审时度势，站在战略高度，先后形成“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28字方针，形成了一整套正确的战略策略，巩固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做出了重大贡献，不断丰富和完善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一、苏联解体使邓小平更加坚定了抓住历史机遇加快发展经济的战略决心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就发现了世界潮流的变化。1985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指出：“总起来说，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险还存在。核武器谈判，外层空间武器谈判，看不出什么进展。所以，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后来我们的观点有点变化。我们感到，虽然战争的危险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①]1985年邓小平还指出: 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 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②]1990年，他进一步指出：“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③]实际上，中国领导人已经看到了时代正在转变，从过去的战争革命时代逐步转向和平发展时代。

1989年11月9日，作为东西方两个阵营标志的柏林墙被冲开。两年后，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给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两个对立阵营的对抗不复存在，中国在多极化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明显上升；随着全球市场的形成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发展；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和主流；以经济为基础、以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取代过去的军备竞赛。发展经济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旋律。我国率先转变发展战略，国家战略的重心不必再放在应对可能的大规模武装入侵，从而可以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现代化进程上来。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邓小平发现了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④] 据邓小平长女邓林回忆：“他那时在家里经常说这样一句话‘世界给中国的机会非常少，这次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如果我们不抓住，我们对不起我们的子孙，我们的国家。’”为什么发展是硬道理，为什么对发展要不惜一切？他说，“我们国家的历史已经错过了好几个机遇期，上世纪70年代本来是很好的机遇期，但是我们关起门来人斗人，搞阶级斗争。现在又是一个机遇，如果这个机遇期又错过了，我们国家就真的是很困难了。”所以，他后来到了珠海亚洲纺织厂，曾对一班工人说过，我们中国落后贫困了几千年，再不能穷下去。在珠海拱北，他指着车窗外一座旧建筑询问是什么，得知那是清朝海关遗址后，小平表情凝重：“贫穷落后是要挨打的啊！”

邓小平站在时代前沿，正确的判断了国际形势，准确的把握了世界潮流的转变，抓住了历史机遇。他准确地把握中国对外开放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的时机。他在经济全球化潮流刚刚兴起之时引导中国对外开放。在经济全球化潮流加速度扩展之时，推动中国扩大开放。正因为顺应潮流融入潮流并且与经济全球化潮流紧密结合同步发展，我国才抓住了世界给予中华民族的历史机会，在世界大国崛起的历史上增添了崭新的一章。

二、苏联解体使邓小平更加坚定坚持政治体制改革决不能改变社会主义制度

总所周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执政期间，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政党制度上，戈尔巴乔夫主张把执政的共产党改造成为政治多元化的派别俱乐部和议会党，废止民主集中制原则。他认为党同其他群众团体的关系是平等的伙伴关系;主张思想多元化，放弃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从而取消共产党的核心地位。到1991年2月，全苏出现了5000多个政党，其中全苏性的政党有20多个，他表示准备同新成立的政党“合作并进行对话”。[⑤]最后，超阶级的思维模式使党在敌对势力和反对派进攻面前丧失了战斗能力。同时，在戈尔巴乔夫的眼里，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区别正在消失，“目前压倒一切的矛盾是人类的生存与毁灭之间的矛盾。”[⑥]这种超阶级的思维观点使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中年麻木不仁，解除了思想武装，分不清政治是非界限，很容易受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和民族分离主义分子的煽动而步入歧途，使社会主义苏联的解体成为一种必然。最后，戈尔巴乔夫在骨子里早已背叛了共产主义、马列主义。从他在1999年接受的采访中可以看出，“当叶利钦瓦解了苏联，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上百万的记者们以为我会哭泣。我没有哭，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我消灭了苏联和所有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我没有哭，因为我达到了主要目的，这就是在欧洲消灭了共产主义”。[⑦]

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观,概括起来,就是在政治制度上,主张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实行允许和鼓励资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的多党制,主张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制度上,主张私有化,抛弃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意识形态领域,主张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实行让资产阶级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多元化等。一句话,就是全面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以及由此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全盘资本主义化。

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虽然一直强调改革的革命性质，但他同时始终强调并多次阐明改革的另一重要性质。1985年9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全面地论述了我国改革的两重性质，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⑧]对于邓小平提出的这一论断，党的十四大报告再次予以肯定，指出改革“不是要改变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⑨]。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就以非常精练的语言阐发了改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统一，坚持社会主义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统一，革除弊端和自我完善的统一。在自我完善和革命变革之间，革命变革是手段，自我完善是目的。

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进一步提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⑩]他还说:“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11]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还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这是关于改革认识上的大是大非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是把我们党所主张的改革同那些企图借“改革”之名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引向斜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严格区分开来。强调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与方向,强调改革必须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邓小平倡导的改革观与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改革观之间的根本区别。

同是改革，苏联的改革变成“改向”,以彻底失败告终;而中国的改革,不但避免了前苏联的命运,反而取得巨大的成就。同样是改革,却出现了不同的结局。这主要是由于邓小平对对改革问题有着科学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执行了一条正确的改革路线、方针与政策,找到了一条成功的改革之路。

三、苏联解体使邓小平更加坚定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苏联是严格的计划经济，一切都统购统销，这种经济体制在短期内可以发挥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点，但如果固化、长期化，其弊端则显而易见，那就是经济效率的低下，由于一切是计划性的，人们没有动力去改进生产设备和提高效率，简单地说，即没有改变生产方式的动力。其结果，经济增长完全是依赖于能源、资源的大量投入，毫无疑问，前苏联在较长时期内都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众所周知，苏联确确实实是个地大物博的国家，然而即便如此，苏联也经不起这样无止境的资源投入，因为在一个没有效率的经济体制中，总有一天，资源的投入将达到最大值，这也是这个政权从发展到衰落的一个拐点。这样一个时期从勃列日涅夫后期就出现了，在戈尔巴乔夫时期，由于仍然没有完成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最终导致了苏联的灭亡。

1979年11月26日上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人时指出：“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12]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层中对社会主义也能搞市场经济的最早论述。

1987年2月6日，邓小平在住地同有关中央领导人谈十三大的筹备和十三大报告起草等问题时，明确提出不要再讲以计划经济为主了。他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国内政治风波的出现，把计划和市场问题同社会主义制度的存亡直接联系起来，市场经济究竟姓“资”姓“社”的争论又起硝烟。在历史的关键时期，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的讲话，为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更加明确地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3]他指出，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不是计划还是市场，而是“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结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个论断把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从传统观念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同时标志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峻工。

确立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在过去的观念里，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标志之一，而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邓小平同志对于我们完成这个突破，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了目标模式，为中共十四大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这一历史性的突破奠定了理论基础，为改革开放的顺利发展，为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的不断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苏联解体使邓小平更加坚定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苏联解体前，苏共已经完全堕落成为一个官僚主义的政党，党内官僚主义作风横行，腐败之风盛行，她完全背弃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而逐步走向腐败的深渊，使得人民彻底丧失了对共产党的信任，自身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不断的退步，执政水平不断下降乃至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无论是世界大战，还是两大阵营的军事、经济对抗，都没能摧毁和肢解这个伟大的国家。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这是当过戈尔巴乔夫助手的瓦列利洸博尔金在其回忆录《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提出的看法。苏共的蜕变有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总体而言，苏共是先“左”后右，是长期的“左”发展到后期的右，最终导致苏共变质苏联解体。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是如何汲取苏联解体的教训，为中国谋划战略对策和设计前进方向的呢？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14]这是一句分量很重的话。革命和建设都要靠一个好的党来领导。这是邓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早在1965年的一次谈话中， 他就说：“一个国家的革命，核心问题是党。有了一个好党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革命胜利后，搞社会主义也要靠一个好党，否则胜利就靠不住。”[15]在进入历史新时期以后，邓小平同志多次论述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他说，“要建设社会主义， 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16]南方谈话又重申和深化了这一思想。邓小平同志严肃地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17]这既是对近年来国内和国际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又有很强的针对性。

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向全党提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18]他明确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 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19]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20]坚持正确的组织路线就是要按“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入各级领导班子。

思想路线是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问题。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针对当时改革开放和经济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党内的思想状况，重申了他一贯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同志从社会主义的本质、从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理论高度出发，就姓“社”姓“资”、计划与市场等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又一次提出要把共产党员教育好，首先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他指出， “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21]

古人云:“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挫折从反面为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提供了深刻的教训，促使人们思考本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苏联解体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完善无疑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将促使社会主义事业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22]（邓小平图书馆办公室  李培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