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进步与兴起无不伴随着对外开放。世界所有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虽然都有不同的发展路径，但均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对外开放，这是一个已被历史与事实反复证明了的规律。今天，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世界各国均已卷入其中，对外开放已成为这个时代不可逆转的潮流。中国改革开放的开拓者邓小平同志在科学总结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和潮流，紧紧把握兴国富民规律，提出了一系列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与构想。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思想，不仅是我国三十多年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而且对于我国在新世纪中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一、            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

中国历史上提出开放的并不乏其人。春秋管仲鼓励对外贸易，元明卢世荣、王夫之、邱浚等为开放“海禁”辩护，鸦片战争后魏源提出犷师夷长技以制夷”，郑关应主张“商战”，康有为要“向西方寻找真理”，严复系统介绍“西学”，孙中山制订《实业计划》要大规模地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由此看出对外开放的现象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曾长期存在。从明正德年间到鸦片战争期间，闭关自守才成为国策，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后果。而近代的中国由于失去主权，是被动的“门户开放”。解放后，毛泽东同志也曾提出向世界各国和各民族学习的观点，但是我们虽然在建国后掌握了主权，当时的主观客观条件都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机会。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中国才真正实行了对外开放。

（一）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的提出

邓小平是一位具有敏锐的世界眼光和强烈的世界意识的政治领袖，他始终是“从世界的角度”，“从世界政治、世界经济的角度”来设计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对外开放。“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①]这是邓小平对当代世界基本特征及发展趋势的科学判断，是他对外开放思想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还来自他对当代世界格局的正确判断。80年代以来，世界格局出现新的变化，美苏两国长期对峙的冷战局面逐渐瓦解，和平和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发展问题是当代世界的“核心问题”。在当代世界中，“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经验、先进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②]

在对外开放的战略设计中，邓小平不仅从“世界角度”考虑问题，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而且还从“中国角度”进行思考，总结了中国历史上的经验与教训，针对现实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③]，“不开放就发展不起来”、“开放伤害不了我们”[④]的科学结论。这一科学结论是邓小平同志对外开放理论的基础。

（二）“对外开放”的必要性

    1、邓小平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阐明了对外开放是世界经济国际化的必然趋势。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这是邓小平同志对当代世界开放性特征的高度理论概括。所谓开放的世界，是指世界上各民族、个国家之间的联系和交往已经普遍化，人类历史已经发展到各民族、各国家处于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一体化”阶段。

对外开放，是生产社会化、国际化的客观要求，也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以前，世界各国在经济上基本处于封闭自守的自然经济状态。到资本主义社会之后，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出现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商品经济才居于统治地位。资本主义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分工的扩大，进而形成突破国家和地区界限的国际分工；国际分工又加深国际间的经济联系，从而形成了世界市场；在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资本的国际化。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⑤]对外开放是国际分工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2、邓小平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上阐明了对外开放的必要性。

    邓小平认为对外开放不是从外面附加给社会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所固有的内在特性，社会主义要发展就必须实行对外开放。首先，对外开放是大力发展生产力、赢得比较优势的要求。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前提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生产力的发展要快于资本主义。在中国当时落后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改变闭关自守的状态，必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制定改革和开放的政策，才能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才能实现现代化“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其次，只有对外开放才能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切文明成果，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第三，只有对外开放，才能开拓两个市场，利用两种资源，参与国际分工。中国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在进行现代化建设时，一是要立足于国情，开发中国的资源，开拓国内市场。但中国同时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经济不能离开世界经济孤立地发展，而应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开发国际市场，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建立起一个与世界经济相适应的开放经济。

3、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历史上及建国后前30年的闭关自守导致落后的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要实现现代化，要赶超发达国家，必须实行对外开放。  

    他说：“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⑥]“我们吃过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⑦]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还是比较开放的。不过只能对苏联东欧开放，后来也被迫关闭了。并且随着党内“左”的思想的发展，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 ‘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⑧]因此虽然成就也有一些，总的说没有多大发展。

    总结历史经验使邓小平深刻意识到，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是发展不起来的。在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经济发展速度日益加快，特别是新技术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肯定是不可能”。[⑨]

（三）对外开放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⑩]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同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相辅相成的，在本质上是统一的。邓小平同志指出：“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做自力更生。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⑪]

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统一，必须坚决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是闭关锁国、盲目排外的思想，它只能使我国自我封闭、坐失良机，进一步拉大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二是“全盘西化”的思想，它脱离中国国情，崇洋媚外，照搬照抄，只能使中国重新沦为国际垄断资本的附庸，使中国依附于资本主义。

（四）对外开放的格局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对外开放第一次写入我们党的决议，成为新时期的基本国策，正式揭开了中国主动开放的序幕。而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1、我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在当今世界，由于社会制度不同，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不同，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国家。邓小平强调我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的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⑫]。他指出：“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是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这也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这里有很多文章可以做。”[⑬]我们的对外开放不能拘泥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别。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有利于我们吸收不同类型国家的长处，促进我国经济、技术的发展。

2、我国的对外开放是多层次的。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文化、地理条件差异较大，发展不平衡，根据这些特点，实行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先试点后扩大，因地制宜，多层次发展的战略部署。正像邓小平说的：“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一个试验，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总之，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但在开放过程中要小心谨慎。”[⑭]首先以兴办经济特区为起点，把经济特区作为技术、管理、知识、对外政策的窗口和开放的基地，通过试点取得经验，然后逐步扩大到沿海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最后再推进到沿江、沿边和内陆省会城市，形成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战略格局，充分体现出邓小平同志全面开放和大开放思想的突出特色。

3、我国的对外开放是多渠道宽领域的。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科技、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等多领域对外开放。邓小平同志在谈到改革与开放辩证关系时指出：“改革就是搞活，对内搞活也就是对内开放，”[⑮]而“对内开放就是改革。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但包括经济、政治，还包括科学、教育等各行业”。[⑯]早在1956年，毛泽东同志就讲过：“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开放理论的指导下，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思想才真正付诸于实践，形成了多渠道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对外开放是当代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社会系统工程。邓小平提出对外开放的目的在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我国的经济，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在中国对外开放过程中，各行业、各领域、各地区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不断实现新的跨越，取得新的成就。开放还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开放所带来的成就引起全世界的瞩目。邓小平说过，要通过对外开放使中国对世界有更多的贡献、更大的影响。人们都喜欢引用拿破仑的那句名言来说明中国的现在和将来：“一个熟睡的巨人躺在那里，让她睡吧，因为她醒了以后就会震撼世界”。然而，“巨人”如何才能醒来？实践已经说明，邓小平的开放思想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邓小平同志还在多种场合强调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稳定性和长期性。他指出：“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变。”[⑱]在他看来，“如果说有什么不足之处，就是开放得还不够。我们要继续开放，更加开放。”[⑲]由此看来，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随着开放的不断向前推进，其思想反映着开放的实际，指导开放的实践，是不断发展着的。

    对外开放思想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邓小平认为，我们不仅要在经济上对外开放，而且在思想文化上也要对外开放，积极发展对外文化交流。“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⑳]文化的开放交流，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所谓的文化开放，也就是把文化的发展置身于普通联系的系统中，以便进行广泛的文化比较、文化交流，从而能及时见出彼此的优劣之处，互补有无，达到增强自身的文化发展活力的目的，即广泛地吸收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建立自己的精神文明。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特别强调：“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而作为社会文化现象存在的图书馆，是社会文化的折射点，从其身上不仅能找寻文明的发展轨迹，也是现实文化的缩影，更可以探究未来文化的迹象。图书馆是一个平台，是信息知识资源所蕴含的文化与现实社会的人群交流的平台，是人与文化和谐与统一的基点。因此，在新的时期，探讨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对外开放思想，是探讨文化对外开放的实践，是十分必要的。

二、            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概述

中国的藏书事业从“有册有典”算起，有三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和传统；而图书馆事业，从1904年建立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公共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和“湖南省图书馆”算起。

    以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为分水岭，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恰好经历了20世纪的两个半叶。

    20世纪的前半叶从1904年到1949年是我国现代图书馆的诞生起步期，这一时期又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五四运动前（1904年到1918年）现代图书馆的开创。在“启迪民智”、“救国先治学”的爱国主义思想的指引和西方思想的影响下，徐树兰公共藏书楼建立，这是由近代藏书楼向公共图书馆过渡的产物。在辛亥革命时期1904年湖南、湖北开创公共图书馆的先河后，公共图书馆如雨后春笋般呈现繁荣局面。二是五四运动后（1919年到1927年）图书馆事业形成。各地创办了许多新型图书馆；图书馆成为进步思想的传播地，有代表性的“抗慕义斋”（即英文communication）活动，以及上海通信图书馆的成立；图书馆学教育兴起；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确立了“研究图书馆学术，发展图书馆事业，并谋图书馆之协助”之宗旨。三是抗战时期（1927年到1949年）图书馆事业受挫。战争和政治动荡等因素给我国图书馆造成了很大影响；进步图书馆克服重重阻力，成为革命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1949年开始到20世纪后半叶是我国现代图书馆的进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又分为四个阶段：一是1949年到1957年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开创阶段。在对旧中国的图书馆进行接管和改造之后，加强公共图书馆的工作，大力发展高等学校图书馆和科学技术图书馆，建立起工会图书馆和农村图书馆；强化了科技服务工作，并开展了馆际协调与协作；对苏联图书馆事业建设经验进行了学习和借鉴，从而开创了图书馆事业的新局面。二是1958年到1977年的大跃进和“文革”时期图书馆事业的曲折阶段。由于受“左”的思潮影响，急躁冒进，给图书馆事业带来了不少损失，也为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1961年后，图书馆事业进入调整期。1976年10月，图书馆事业开始恢复。三是1978年到1984年图书馆事业的恢复发展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我国图书馆事业建设逐渐步入正轨，图书馆的性质只能等进一步明确，整顿内务、清理馆藏等基础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图书馆协助组织恢复工作。1984年图书馆事业开始进行观念上的改革。四是1985年到1991年图书馆事业的全面改革探索阶段。图书馆进一步改变观念，调整结构，改善管理，提高读者服务水平，强化情报职能，探索图书馆自动化技术，扩大横向联合，走上现代图书馆发展道路。五是1992年至今图书馆事业深化改革和现代化转型阶段。在冲击和挑战中，图书馆人通过共同努力，扩大了图书馆的规模，增加了图书馆的效益，进一步完善了图书馆建设。在世纪之交，图书馆事业开始探索网络环境下图书馆的发展方向与道路，图书馆正在经历着网络化、数字化革命。

三、            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对外开放”

中国图书馆史依图书馆发展的特征，分为图书馆萌芽时期、藏书楼时期、公共图书馆时期、现代图书馆时期。从中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的诞生之日开始，开放的精神便得到倡导，是与封建的藏书楼区别的根本。这种开放的思想不仅仅是共有共享，也体现了图书馆海纳百川的自身开放。因此，我们可以从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藏书楼时期、公共图书馆时期和现代图书馆时期来讨论对外开放思想。

（一）藏书楼到公共图书馆时期的对外开放

在中国，人们通常把1904年前后中国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之前的保存图书等文献信息的一切处所都统称为“藏书楼”。中国的藏书楼是中国图书馆的前身，主要以收集图书文献为根本目的，藏书楼注重一个“藏”字。到了近代19世纪中叶，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了近代图书馆起到了启蒙和示范的作用，带来了西方近代图书馆建设的思想和模式、带来了公开、开放、共享的观念，带来了“公共图书馆运动”，开启了中国藏书楼走向近代图书馆的进程。近代图书馆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由古代图书馆演进而来的，其主要标志是公共图书馆的建立。

在19世纪中国的许多省份都相继创办了近代图书馆，由于西方传教士的推动作用，他们在中国创办的图书馆，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近代图书馆的产生。从藏书楼过渡到近代图书馆的全过程，成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中最明显的标志。从藏书楼到图书馆，是我国文献收藏史上最为重大的一次变革。藏书楼和图书馆之间最主要、最本质的差别，在于封闭与开放，藏用并重是近代图书馆的特征。近代图书馆已不仅仅是一个藏书的地方，它还是传播文化传播知识的场所，是社会化的组织。

中国的近代图书馆是西方思想文化传入中国的产物。很显然，这一时期的对外开放主要是西方传教士起着推动作用，是完全被动的对外开放。

（二）公共图书馆到现代图书馆时期的对外开放

进入民国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图书馆事业步入了一个普及化阶段。随着新式图书馆实践活动的逐步深入，人们开始认识到，没有理论指导，事业发展终将受阻。于是，转而学习日本的图书馆理论。然而，日本近代图书馆思想实由美国而来，人们很快把眼光由日本转向了美国，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新图书馆运动”。“新图书馆运动”是鼓吹欧美图书馆学术，倡导模仿欧美图书馆事业，建设新式图书馆事业的运动。

我国近代图书馆首先仿效日本，继而追随美国的发展趋势是很明显的。在经过盲目地、不加思索地仿效西方之后，研究者们开始冷静下来，注意力也逐步转移到了如何科学地借鉴西方经验与理论，并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来构建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工作方法。沈祖荣就曾认为，到国外学习图书馆学，“纵令虚往实归，而橘枳变异，势所必然。所学之件在外国虽称合法，在中国不能完全采用。”[21]他得看法逐渐成为图书馆届的共识，以至到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的时候，当时的会长梁启超提出要成立“中国的图书馆学”的口号。由照搬西方理论，到结合本国传统来进行理性思考，这是我国近代图书馆史上的又一次飞跃。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中国图书馆的对外开放是鼓吹西方理论，照搬西方模式，完全西化的，没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虽然在后来有了些思想上的觉悟，但看不出明显的研究趋势，而且研究内容也大多是低水平的重复，也谈不上更多的付诸于实践。

（三）现代图书馆时期的对外开放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信息技术的应用使图书馆进入了现代化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主要经历了现代图书馆兴起时期（1949-1965年）、现代图书馆停滞时期（1966-1977年）、现代图书馆复兴时期（1978-1991年）及现代图书馆黄金时期（1992年至今）。

现代图书馆兴起时期，经历了对旧图书馆的接管和改造，对苏联图书馆事业建设经验进行了学习和借鉴，大力发展图书馆事业的开创时期和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时期。1958年-1961年四年的“放卫星”，图书馆事业开始失控，为了扭转这种过热的局面1961年开始进入调整时期。此时图书馆同新中国的整个环境相同，主观、客观上都没有机会实施真正的对外开放。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政治运动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从此我国进入了以改革开放、发展为基本主题的时期。中国图书馆事业也进入了现代图书馆的复兴和繁荣时期。自1978年之后，出现了事业上的重要里程碑。1979年7月，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 1981年，中国图书馆学会恢复在IFLA中的协会会员资格； 1996年，中国图书馆学会举办第62届IFLA大会。1999年1月，中国高等学校文献保障系统（CALIS）启动，经历了引进国外数据库、自建联合目录数据库、自建特色数据库，成为全国中心、地区中心、高校图书馆三级结构的信息资源共知、共建、共享系统。在数字图书馆建设方面，1998年，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立项；2001年国家图书馆二期暨国家数字图书馆基础工程立项，中美百万册图书数字图书馆合作项目启动；2002年，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项目启动，2002年成立中国高等学校数字图书馆联盟；引进外国自动化系统INNOPAC、UNICORN、HORIZON、ALEPH；开发国内的自动化系统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系统（ILAS）、 汇文文献信息服务系统；并建立了电子数据库资源，电子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网（CNKI）、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电子图书：超星数字图书馆、书生之家数字图书馆、方正Apabi数字图书馆等。在其基础建设和学术上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从很多方面来看，中国现代图书馆的发展都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成功。

对外开放思想伴随着图书馆的成长，从原先的向公众开放到现在的打破条块分割建立系统的图书馆体系，这种开放思想铭刻于图书馆的本质中，是图书馆不懈追求的永恒目标。图书馆为全体民众共同拥有，图书馆文献资源为读者大众所共享，图书馆的大门向一切求真、求知、求学的人们敞开，给予大众以平等的权利享受图书馆资源和服务改造自己，解放思想，实现追求。这种开放性让图书馆保持了自身的先进性，体现了作为信息和知识中心的根本原因。图书馆的发展方向必然是开放更开放，在全球的任何一个角落只要有人类居住、存在的地方就有图书馆的存在。（邓小平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部  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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